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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今之世，贪权谋私者不少，权钱交易，以权谋私，滋生出许多腐败之徒，害国害民，为百姓所怨恨。可见权利这个“利器”，如果不用道德制驭，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，此“利器”不仅误国害民，而且必然祸害自己的身心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“绝巧弃利”之诫，意即在此。
【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】
“人多技巧”，“技”者，技能、巧智之意。人都爱慕技巧，而且互相效尤，于是千奇百怪之物，使人生贪有之心。春秋时期，铜器、玉器等制造技巧兴起，人多追求，亦为上层君主所提倡，所贪爱，故成为当时百姓追求的奢华风尚。由于人君失道而有欲，追求新奇，故导致了天下百姓奢靡，欲心遂起。此罪在人君之无道。
上古之人，其性浑全，其情朴厚，凡物付之于自然，不用技巧去攫（jué）取贪占。世人好小技，小技再高明，岂能比拟于天地造物之神妙。今世之人，人心不古，机巧之心强盛，人皆仰慕奇巧，聪明人愈逞技巧之能，社会求巧之心愈兴。能为象牙之箸者，必至于为玉杯，技巧愈妙，奇物愈多，追求虚华之心愈强，离道德之厚朴愈远。故曰“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。”
观今之世，科技昌盛，人的聪明技巧数倍于古人。奇异之物滋盛，人心攀奇，工艺玉雕，金器珠宝，奇发异装，日用百货，无不机巧。虽则为人类生活增添了异彩，带来了方便。但社会上离奇的事物，愈成为人们追奇的时尚。于是便出现了什么“追星族”，“拜物圈”、“崇洋群”等等之类的怪异现象。外来的奇物比自己的好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。甚至把老祖宗视为“老土”，将民族传统的瑰宝视为陈旧。
在科技昌盛，物质丰富，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，奇物更是繁纷无穷，电脑等现代电器已进入千家万户，人类在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，人性本有的厚朴之德却愈来愈散。人类大脑潜意识中储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智慧，却被深深地压抑和埋藏着。人类在追求奇智虚华，享受短暂幸福的同时，却丢失了最宝贵的淳朴道德，损害着先天本性，实在可叹可惜!
【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】
“法令滋彰”，是说法律的繁多与普遍的应用。“法令”者，即治国之法，度律之令。圣人以道德仁义施于国家天下，并非专恃政令法律。后世设法以治民，行令以禁民，正是不得已之治。
“盗贼多有”，偷物曰“盗”，害人曰“贼”。“盗贼”的概念，在古时是比喻一切不正当的行为，并非只是偷物之贼。太上所处的时代，人君渐昏，民心渐乱，世风日下，盗贼日多。不得不设法以治民，行令以禁民。为了约束民之行为，君主法令繁多。法令愈严，而盗贼却愈多。何以法不能治盗贼?皆因治人不治心，治表不治本之故。大利行之天下，必有大盗出。盗贼只见大利，不见法令，其根本原因，是人君带头“贵难得之货”。只讲物质享受，不讲道德精神，从而诱使民贪欲之心膨胀。所以，以法治国是不得已之事。治国重在教民心。
以法治世，其要仍在人心。法若用之不善，或出之不当，必会产生负面影响。法太过，则民心离；令太急，则民不堪。故流为盗者，乱为贼者，皆在所难免。况且法在实行中，亦难免偏差走样，造成新的恶果。此皆是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的原因。
圣人治世，教民内修道德，外行仁义，晓人伦以常规，使民心自觉地符合天理人情。故《论语·为政》中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民若修道德于内，行仁义于外，就不会违法乱纪。民若无道德仁义，没有羞耻之心，必沦为亡命之徒，不怕犯法治罪。此即七十四章所讲的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”法令愈严，盗贼却愈多，其根本原因，就是治国之策的本末倒置所致。
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、奴隶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。现今人类社会的治世，被统称为“民主法制社会”。按马克思预言，人类最终必将进入“共产主义社会”，亦即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。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，社会物质极大丰富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幸福。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回归，从纯朴原始的三皇道德治世，复返到道德更文明、物质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公社会，也就是道治社会。这是历史的必然。
人类社会离古圣以道治世的时代已经太久太远。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，失礼而后法。可见人类社会离大道相去之远。“以法治国”是人类社会丧失道德仁义后的不得已之治，是为了约束人们的心身，维护社会秩序的不得已之为。江泽民主席提出的“以法治国”与“以德治国”并举的治国方略，是符合当代规律的英明之举，是避免单一法制弊端的良方，它必将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伟大复兴，奠定良好的基础。
以上八句，皆是阐述以有为治国之害。
【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】
此以下五句，乃是太上引古圣之言，以伤感于今世的时政之弊。
“故圣人云”，是太上自闻上古圣人之训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欲而民自朴，我无情而民自清。”
“我无为而民自化”，古圣之无为，造道入德，绝无人欲之私。修己正人，浑全天理之自然。君臣无事，上下相安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不施异政而眩天下之民，因其时而勤其事。不用有为，而以无为大德感化天下之众。所以天下万民，仰之以瑞日祥云，感之如和风细雨，化之于圣人的盛德之中。所以圣人不教而民自化，不令而民自归。故曰“我无为而民自化。”
上古之时，君皆圣德，民尽淳良，虽有令而不用，虽有法而不施，所以称为盛世。后世以法治世，法网密如罗，但何以法愈严而奸愈出，令愈繁而盗愈多？盖因人君之德不足于化民心，法不足于畏民志。为政者若能居敬行简，不以苛政扰民，不以妄动误国，心在九重之上，身居无为之宫，则民必日日迁善而不知。君能淡定为怀，潜默自守，惟以正心诚意持己。孰知正一己即正百官，正百官即正万民，皆来自为君者的道德静镇。故古圣云：“天以无为而尊，人以无为而贵。”
我无事而民自富，
所谓“我无事而民自富”，并非为君者饱食终日，昏庸无能，无所事事，不理朝政。而是指心常处静中，无欲无私，不妄作妄为，不妄劳民力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纵私欲之情，不作越轨之事。上古之圣王，不求荣贵自身，不妨百姓农事，以安闲自处，以养民为心。天下万民归之于正，各亲其亲，各长其长，安居乐业。于是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筑屋而居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陶冶而用，自食其力，仓箱有余，自给自足，而民自富矣。国无困民，家无怨妇，不闻饥寒呻吟之声，没有多余之扰，歌舞升平，国泰民安。这都是圣人行无为之事，施无为之德，无事无为之妙化所致。此即是“我无事而民自富”之义。
【我好静而民自正，】
“我好静而民自正”，是说上古圣人，虚心恬淡，笃守无为，不言不教，民皆自化为忠正。圣人据天下人之性情，施德于无声无形之中；以天下之耳目，齐之于不见不闻之间。其静也，因天地之造化，由静而得之；万物之纷纭，由静而一之。百姓之善恶，由静而正之。
虽说“我好静”，而“好”非为自私而好，“静”亦非为一己而静。好之以静，则静中天理定矣。天道之理既定，则天下之理亦定。以理而导百姓，天下之民未有不正者。能取法自然无为，清静体性，虚心恬淡，自然而然，事事物物，皆顺其理，各得其所，各有所用，各有所适。故鸟不教，而自在空中飞翔；兽不驯，自在山上奔跑；鱼不学，自在水中漫游；人不教，自然父慈子孝，君正臣忠。此即所谓“我好静而民自正”之义。
【我无欲而民自朴，】
“我无欲而民自朴”，私念所起谓之“欲”。“朴”者，心性朴实浑厚之意。圣人之在上，如日月之明高悬，无物不照，无物不明。天下虽大，不出圣人的理会之中；万民虽多，尽在圣人善德涵养之内。以无欲修之于己，即是以无欲教之于民。万民之耕食凿饮，尽出于无心的自在作为。忠孝友悌，皆出于本德之自然，归于天秩天序的规律。不生机巧之心，不使聪明小技，一切皆出自纯朴天然。天下万民万事之朴，皆是圣人的无欲无为之德所化也。《书》曰：“一人元良，万国以贞。”其机伏于隐微，其效在于天地。故曰：“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
【我无情而民自清。】
“我无情而民自清”。此句在一些版本中未列，但在敦煌唐写本及道藏河上本上却载有。这是一些后世传抄者以“义无可取”而删除了。其实此句的含义，与全文紧密相关，甚为重要。
喜怒哀乐爱恶欲，皆是情之所动。动之有理，则无所不正；动之于私，则无所不妄。但圣人之情没有分别，不生好恶，无有一丝一毫的我私，不起一点一滴的物欲，故以“无情”言之。
俗人有凡情，圣人有道情。一私一公，界然分明。圣人之情即天道之情。“天道无情胜有情”，“天道无亲，惟与善人”。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之情，是大道生养万物的慈母之情。圣人之情从德性中出，世人不能见其动；圣人之情从天理处用，俗人不能知其用。圣人之情，因时顺理，自然而然。
在上者，无为无欲，既不以有情的私智用之于天下。在下者，如响如应，必不以私情之智奉之于上。于是乎，圣人之道情与百姓之真情同归于一；民之性情必归之于纯清，此乃圣人之无情所化而致也。此即“我无情而民自清”之义。
【本章说解】
本章是太上主论治国之道。治国必用政，用兵必用奇。此二者皆是有为之作，并非无为之治。“以无事取天下”，才是无为之治。
“有为”与“无为”之治，有着本质与层次的不同。凡有心作为者，其机不密，其事不常。有为之治，是以人心主观意识为用；无为之治，是以先天无心而化。有为，则受人心的种种局限，难免有偏；无为，则是随性顺理，更符合自然天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