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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学道之人，自己的道德尚未养就，便去分辨善恶；自己的身心尚未清静，便去拣择别人。或妒贤嫉能，或争名竞利，抬手动脚，便掉入尘埃之境。举心运念，不知大道之本，不知若稍有人我分别之心，便不是道；稍有不同之形迹，便不是德。修真之人，当于此处打点心身，放下人心，扫除四相，修到忘人、忘我、忘物的境地，方可谓真知大道之人。望同道共勉之!
“是谓玄同”。此句是总结上文之言。上文所言之“塞兑”、“闭门”、“挫锐”、“解纷”、“和光”、“同尘”，皆是与世玄同之义。“玄同”者，玄即是道，也就是“无名”之同。是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大同，而无迹可见，非同俗之同。圣人之同，妙应不测，浑然无迹，离分别心，忘名忘相，以道同于天下，以德同于世人。世人虽有贵有贱不一，虽有智有愚不同，圣人皆以道观之。人人皆道所生，人人皆有道性，其道未有不同者。以德观人，其德未有不一者。道德既同，其余的表象不同之内，亦有玄同之处，故曰“是谓玄同”。
观今世之人，或有同于事而不同于心者，或同于谋而不同于德者。少有乖违，便起分别之见。见物，则利欲心即动；见权贵名誉，便孜孜追求，此皆是世俗之“尘同”，而非“玄同”。果能塞其兑，内无泄漏，光炁充盈。果能闭其门，外无所入，拒贼于外。果能挫其锐，治之于内，蓄养德性。果能解其纷，理之于外，平和外道场。果能和其光，养之于己，而明之于人。果能同其尘，随物付物，出污泥而不染。若能心修到此等境界，无往而不玄，无往而不同，既玄又同，真可谓知天、知地、知大道之妙的人了。
【故不可得而亲，亦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贵，亦不可得而贱，故为天下贵。】
此七句是说，既已修到与道玄同的境地，妙无妙有，妙动妙静，心德之微不可测，玄同之妙不可知，心与太极同体用，与自然规律同变化。一切都是随心所应，自然而然，不生分别之心。
“故不可得而亲，亦不可得而疏”。有道之人，不以得到什么而心生欢喜，而亲其所得；也不因未得到什么而心起怨尤，而疏远于人。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无有亲疏之别，得与不得，都是一心。
“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”，即不可因得利而动心，利中未尝不藏害，得利而骄奢，就是害心。也不可因未得利而以为是害，不与人争利，不与强争气，害中未必不是利。害里能生恩，由害中舍去的是业障，得到的是真利。
“不可得而贵，亦不可得而贱”，不可因得贵而自以为贵，生高人一等之心，不可乘权自骄，以万民为贱，成为昏君。亦不可因不得贵而失志丧德，心不贪富贵，视贵与贱为一，守贱以为德。
“故为天下贵”一句，是总结亲疏、利害、贵贱之义。世间任何事物，都是一个整体的两面，无一可加，无一可损。若能明此理，执中对待，便是天下之至贵者。天下最至贵者，即是道德。道之体为一，道生阴阳之后，事物才分为二，才有亲与疏、利与害、贵与贱之两端。执其亲而远其疏，得其利而忘其害，以其贵而贱于人，以及攀高厌下等等，皆是离开道“一”之整体，而失之偏颇。皆是不道的表现。贵处上位，不有自贵之心；贵而无位，心不知其贵；贵在天下，人不可见；贵在万物，人不可知。此“贵”乃大道厚德之贵，所以强名曰“故为天下贵。”
修道之人，若能明此至贵之理，修此至贵之德，可与天地同其体，可与造化同其变，此即是“玄同”之境。
【本章说解】
此章经旨，是在示教修道之人，身处凡尘，尘中脱尘，处己不自炫露，处世外圆内方。以不同之妙，修之于己；以大同之妙，处之于世。以平等之心，混迹于世。以道德之明，明之于尘。如此，世间顺逆之理，得失之情，皆不可得可得之也。
修心养性之道，必当和光同尘，因物付物，而不迷街物。与道玄同是谓至德，故河上公名之为“玄德”。徐灵胎在《道德经注》中说：“塞其多言之口，则不以议论招尤；闭其出入之门，则不以奔逐劳形；挫折锐气，则柔弱自安；解除其纷乱，则清静自守。和其光华，同其尘浊，不欲异物。此则与玄妙之道合为一体，无入而不得矣。”圣人行不言之道，无分别，忘名相，浑同于天地之间，而天地不知；妙用于万物之中，而万物不觉。无象无状，体万物而不遗，化万物而不有。虽欲言之，无非强名而已。修道之人，果能从不言之中言此妙道，是谓无言之“大言”，而无所不言。果能从不闻之中闻此妙道，是谓无闻之“真闻”，而无所不闻。如此，方为妙知、妙言、妙见、妙解之人。若能到此等天地，贵贱亲疏，非我所有；荣辱得失，非我所属。文中所谓“不言”之妙，正是此义。
“玄同”就是“抱一”、“得一”。人与万物处于无差别的“同一”大道之中。经过塞兑、闭门、挫锐、解纷、和光、同尘，消除人心的固蔽，泯灭彼此的分别，超越世俗偏狭的识见，以一中贯两端。正如庄子所云：“是以彼也，彼以是也。”故圣人以道心体物，不分人我，不陷是非，皆是以“一”观天下万物，故能与百姓“玄同”。
学道之人，“塞兑闭门”，在于养气存性；“挫锐解纷”，在于定其神；“和光同尘”，在于处世应物，随时俯仰，如愚如醉，若讷若痴。众人昏昏，我亦昏昏，不标新，不立异；忘物我，混内外，与道玄同。未能玄同者，便生彼此分别之心。遂己愿者，便亲之、利之、贵之；不遂己愿者，便疏之、害之、贱之。
“玄同”者，就是与道相同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无极大道本是浑然一气，本无内外之分，岂有亲疏之别?本是无心无欲，哪有利害之别?本无高下之等，怎有贵贱之殊?所以为天下之最尊贵者。
世人只知得利，而不知害与利同体；只知“光贵”而“尘贱”，而不知“光尘同和”之理。太上教人塞兑以谨其出，闭门以闲其入，挫锐以制其内，解纷以理其外，和光以抑其己，同尘以随其物。如此则无出无入，无内无外，无我无物，心地空明，与道合同，是谓“玄同”。既得其同，则以亲为远，以疏为近；见利而不喜，见害而不惧；得贵不为高，贱而不为低。
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
【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】
“以正治国”，“正”者，不偏不倚，居于中心之义。亦是指道德仁义，爱民亲贤，持守正道之谓。古之治国，执政者皆以道德为本，遵循天道自然规律。故君臣父子，无不行之以伦理常情之正。民心之天德，由正而复；社会之风俗，由正而纯，此皆是道德行于天下的必然。天下为公，仁义自然化于民，人人无私，端方正直，民风自纯。此即“以正治国”之义。
“以奇用兵”，奇”者，诈也，诈在人即为巧智心，唯以兵战而用。故有“兵不厌诈”之论。“奇”者，就是不以常道之规，而行变化莫测之术，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。用兵与治国不同。兵之用，原为征伐侵略或平息叛乱，皆是不得已而用之，不得已而应之。两军相敌，兵戈对阵，必有虚实之变化，声东击西之策略，出奇制胜之战术。即使正义之师，亦免不了施用奇诈之术。譬如汤武讨伐之兵，亦是奇而用之，用奇则不使敌尽知我之所为。但是，此“奇”只可用兵，而不能用于治国、处世之道。此即“治国”与“用兵”之相反也。对修道者来说，狡诈心一毫也用不得，一点也不敢有，否则将是损心害性，是丧失道德的“刀兵自伐”!
“以无事取天下”，是说治理天下，当以无欲无为，任道任德，不可以法施治，也不能用私恩以致，而是以道治化于天下，百姓自归；以德感之于天下，天下自治。实非有心、有为而能取之治之。要取得天下太平，执政者必须知足安分，不妄生事端，不扰乱百姓。故太上在“知足章”中指出：“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，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”故以正治国，天下必无事；以奇而用兵，必能制胜；以道德化治天下，人心必自来归。此即“以无事取天下”之意。
天下尚可以无事取得，修道之人，又岂可不以无事无为涵养天德，而去自作多为呢?治世之道，犹如治身。视听言动，合乎无为。而逆修丹法，又如用兵，临炉进火，务须因时而进，相机而行，采聚有时，烹炼有方。知治世之道，即知治身之法。取天下在于无为，守天下亦不可多事。否则识心乱动，势必使阴神作弊，身中之民必废，民必日贫。世上物宝极多，若贪心一起，欲壑难平，焉有不神昏气浊之理。由此可知治国治身皆是一理。
【吾何以知其然哉?以此；】
此句是总结上三句之义。上文所言，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，皆是无为之正，非有事之作为也。“此”，即今也。太上言：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哉?盖以今日之所见所知也。观此言，深知太上圣祖对当时社会的担忧，有切切叮咛后世引以为戒之意。
孔子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天下之道，只是一道，万事万物，无不是此道的贯彻流行。所谓一本散为万殊，万殊（shū）仍归一本。治身治世，都是大事。治世之道，莫过于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。仁义礼智信，各循其天良本性。这些看起来都是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之事，但又是天下之大经，万古之大法。此即所谓常道、正道也。做人当尽的本分，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。为民之主者，就是人民的榜样，若能躬行节俭，力尽孝慈，为天下表率，天下自会无不正。孟子曰：“一正君而国定也。”一治一乱，循环相因。自古及今，同是此理。虽然治则用道德，乱则用兵戈，一旦两军对阵，大敌交锋，国家安危，人民生死，全系于用兵之时。虽权谋之术，智巧之变，并非君子所贵。然而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危，又不得不用之，此即是“道者反之动”之义。当天下太平之时，虽然万事纷繁，为君者从容镇静，无欲无为，自然上与天通，下为民拥，天下悉归道也。
【天下多忌讳（huì），而民弥贫；】
太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，人君已失道。各国君主兼并战争四起，强欺弱，大并小，烽火连年，死尸遍野。劳役赋税，农事荒废，人民苦难不堪，此皆是国君的私欲妄为之过。百姓最忌讳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宁，天下愈乱，百姓愈不安，万物皆不宁。这是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。
“忌讳”，又指禁忌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许之事。“天下多忌讳”，是说为政者劳役赋税等法令繁多。令烦则奸生，禁多则诈起，此乃自然之理。如以强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，强迫百姓做不愿做之事，违背民心，这是百姓最不愿意、最忌讳之事。明君在位，毫无私欲，以道施于天下，以德化于民心，以无为自然治国，此乃取天下、守天下之首要。
所谓“而民弥贫”，“弥”者，愈之意。上句是说为君者不搜刮民财，慈心养育民生，则国未有不富，民未有不足，何须以繁琐的政令去禁民呢?禁民之事愈多，扰乱民之心愈烦，使民失去自然天性，为应酬为官者的禁令而烦恼。政令愈多，犹如捆住民之手脚的绳索愈多，使民陷入困惑，不能心安理得，不能尽心尽性，难以自富自足，民岂有不贫不怨者。赋税愈增，妨害民利之事愈多，则民必然愈贫；人民贫穷，盗贼必起，必然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。故曰“而民弥贫”。
【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】
“民多利器”，“利器”者，权柄也。人若有权，犹如手握利器一般。握有利器者，若以利器造福人民，则是造善积德；若是以权利谋私，则是祸国殃民，犯罪造业。
圣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，顺人伦之常情，默默然以道德利国益民，浑浑然以公心造福天下。故圣人是大道之利器。正如庄子所言：“彼圣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以明示天下。”此意是说，圣人的德行智慧行于天下，不是利器，胜似利器，可使民心潜移默化，而非昭昭炫露。
国之权柄利器，若是被不仁不义者窃取，必会兴风作浪，使上下颠倒，是非混淆，横施天下，害国祸民。倘若以手中的权利谋私妄为，则国家的尊严必被扭曲，下之权必僭（jiàn超越本分，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、器物）之于上，上下相欺，纲纪法度，刑赏律令，皆可滥用妄为。这就是今人常言的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的社会现象。故手中执国家权柄“利器”的人，必须心诚持正，以利器造福于民，才是正途。假若以权谋私，欺上瞒下，人心必乱，国之道自此而不明，国之政未有不乱者。故曰“人多利器，国家滋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