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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晋朝王导为宰相，有一个叛贼，他不去讨伐，陶侃责备他。他复书道：“我遵养时晦，以待足下。”侃看了这封信，笑道：“他无非是遵养时贼罢了。”王导遵养时贼，以待陶侃，即是留着箭头，以待内科。诸名士在亭流涕，王导变色曰：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对泣？”他义形于色，俨然手执铁锤要去补锅，其实说两句漂亮话，就算完事。怀、愍二帝陷在北边，永世不返，箭头永未取出。王导此等举动，略略有点像管仲，所以史上称他为“江左夷吾”。读者如能照我说的方法去实行，包管成为管子而后第一个大政治家。

  我著的《厚黑经》，说得有：“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。不曰黑乎，洗而不白。”后来我改为：“不曰厚乎，越磨越厚。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。”有人问我：“世间哪有这种东西？”我说：“手足的茧疤，是越磨越厚；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”人的心，生来是黑的，遇着讲因果的人，讲理学的人，拿些仁义道德蒙在上面，才不会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体自然出现。

  中国幅员广大，南北气候不同，物产不同，因之人民的性质也就不同。于是文化学术，无在不有南北之分。例如：北有孔孟，南有老庄，两派截然不同。曲分南曲北曲，字分南方之帖、北方之碑，拳术分南北两派，禅宗亦分南能北秀，等等尽是。厚黑学是一种大学问，当然也要分南北两派。门人问厚黑，宗吾曰：南方之厚黑欤？北方之厚黑欤，任金革，死而不愿，北方之厚黑也，卖国军人居之。革命以教，不循轨道，南方之厚黑也，投机分子居之。人问：“究竟学南派好，还是学北派好？”我说：“你何糊涂乃尔！当讲南派，就讲南派，当讲北派，就讲北派。口南派而实行北派，是可以的；口北派而实行南派，也是可以的，纯是相时而动，岂能把南北成见横亘胸中。民国以来的人物，有由南而北的，有由北而南的，又复南而北，北而南，往返来回，已不知若干次，独你还徘徊歧路，向人问南派好呢？北派好呢？我实在无从答复。”

  有人问我道：“你既自称厚黑教主，何以你做事每每失败？何以你的学生本事比你大，你每每吃他的亏？”我说：“你这话差了。凡是明家，都不可登峰造极。儒教是孔子明的，孔子登峰造极了，颜曾思孟去学孔子，他们的学问，就经孔子低一层；周程朱张去学颜曾思孟，学问又低一层；后来学周程朱张的又低一层，一辈不如一辈。老子明道教，释迦明佛教，其现象也是这样，这是由于明家本事太大了的原故。惟西洋科学则不然，明的时候很粗浅，越研究越精深。明蒸汽的人，只悟得汽冲壶盖之理，明电气的人，只悟得死蛙运动之理。后人继续研究下去，造出种种机械，有种种用途，为明蒸汽电气的人所万不及料。可见西洋科学，是后人胜过前人，学生胜过先生。我的厚黑学，与西洋科学相类，只能讲点汽冲壶盖、死蛙运动，中间许多道理，还望后人研究。我的本事，当然比学生小，遇着他们，当然失败。将来他们传授些学生出来，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，一辈胜过一辈，厚黑学自然就昌明了。”

  又有人问我道：“你既明厚黑学，为什么未见你做些轰轰烈烈的事？”我说道：“你们的孔夫子，为什么未见他做些轰轰烈烈的事？他讲的为政为邦，道千乘之国，究竟实行了几件？曾子著一部《大学》，专讲治国平天下，请问他治的国在哪里？平的天下在哪里？子思著一部《中庸》，说了些中和位育的话，请问他中和位育的实际安在？你去把他们问明了，再来同我讲。”

  世间许多学问我不讲，偏要讲厚黑学，许多人都很诧异。我可把原委说明：我本来是孔子信徒，小的时候，父亲与我命的名，我嫌它不好，见《礼记》上孔子说：“儒有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”就自己改名世楷，字宗儒表示信从孔子之意。光绪癸卯年冬，四川高等学堂开堂，我从自流井赴成都，与友人雷詟皆同路，每日步行百里，途中无事，纵谈时局，并寻些经史来讨论。皆有他的感想，就改字铁崖。我觉得儒教不能满我之意，心想与其宗孔子，不如宗我自己，因改字宗吾。这宗吾二字，是我思想独立之旗帜。今年岁在乙亥，不觉已整整的32年了。自从改字宗吾后，读一切经史，觉得破绽百出，是为明厚黑学之起点。

  及入高等学堂，第一次上讲堂，日本教习池永先生演说道：“操学问，全靠自己，不能靠教师。教育二字，在英文为edunet，照字义是‘引出’之意。世间一切学问，俱是我脑中所固有，教师不过‘引之使出’而已，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，按入学生脑筋内。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与学生的，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，只有越倾越少的，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。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，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。脑如一个囊，中贮许多物，教师把囊口打开，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。”他这种演说，恰与宗吾二字冥合，于我印象很深，觉得这种说法，比朱子所说“学之为言效也”精深得多。后来我学英文，把字根一查，果然不错。池永先生这个演说，于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。我近来读报章，看见日本二字就刺眼，凡是日本人的名字，都觉得讨厌，独有池永先生，我始终是敬佩的。他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，至今还常在我脑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