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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爵安排我去王宫为伊莎贝拉公主演奏。她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姐姐，对音乐很有兴。那次拜会令我难忘，不仅是因为那是我头一次在王宫里演奏，事实上，那是我第一次去王宫。我母亲没法把我两个小弟弟留在别处，所以带着他们一起去了王宫。恩立克还是个婴儿，当我为公主演奏我所作的一曲子时，他哭了起来。对一个肚子饿的婴儿来说，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，就算在王宫里也一样。恩立克是个健壮的男婴，他的哭声制造出不小的噪音，和我的音乐此起彼落。我母亲静静地解开她的衣裳，开始喂恩立克吃奶，一点儿也没有小题大做，也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，我继续演奏……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插曲以前是否在王宫里的音乐表演中生过，也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宫廷礼节。但是对我母亲来说，这没有什么差别。她会在其他地方喂恩立克吃奶，那么在王宫里为什么不行呢？就算公主就坐在旁边，母亲一点儿也不在意。对她来说，公主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。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。
在那之后不久，伯爵带我们母子去见摄政王后。她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，并且安排我在王宫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。在那场音乐会上，我既是演奏者，又是作曲者。演出的作品当中有一是我的第一弦乐四重奏，我演奏大提琴部分。
第二天早上，伯爵给我们母子带来令人兴奋的重大消息。他告诉我们，王后决定给我一奖学金，金额是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，约等于五十美元。这钱在当年不算少，事实上，算得上相当可观。尽管如此，要养活一家四口，这个收入就不算多。我们过得很拮据。
母亲替我们找到一间房间，其实是间楼，位于房子的顶层，在昆汀街，面对着王宫。我们的房间俯瞰着王宫的庭园，庭园里有历代国王的雕像。在顶楼还有四间公寓，比我们矮半层的邻居都是劳工阶层，他们是好人，喧闹而友善。对于有一个拉大提琴的年轻人来到他们之间，他们萌生了特别的兴，而我一向乐于助人的母亲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。我们的邻居当中有一个在王宫担任门卫，他对自己的制服十分自豪，习惯整天穿着，我还猜测他是否睡觉也穿着制服！另外还有一位鞋匠和他的家人，那个可怜人有两个弱智的孩子。还有好几个妇人是做雪茄的。那个地方总是很吵，大孩子跑来跑去，小孩子哭叫，做母亲的则斥责他们，夫妻吵架，叫喊、歌声和争吵一直延续到清晨。那么混乱，又那么喧哗！可是我不让这干扰我练习。事实上，我得承认我在那些声音中又加上了另一种声音，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练习大提琴……
在墨菲伯爵的教导下，我开始了密集的学习。他看出我的教育中有许多缺漏，也看出如果我想作为艺术家走进这个世界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。每天上午，我会在九点钟到他家，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，规律地接受他的教导，就像是通识教育。然后我们会与他太太和继女一起吃午餐。伯爵夫人是个美丽的妇人，本身也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，曾经是李斯特的学生，她为我上德文课。午餐之后，伯爵会让我在钢琴上做即兴演奏，并针对我的即兴演奏做评论。他有一句评语我始终记得。当时我很喜欢一些特别错综复杂的和声时，每当我沉浸于这种和声，一向和我同坐在钢琴凳上的他就会伸手搂住我的肩膀，温和地说：“小卡萨尔斯，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，好吗？”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！没错，对于艺术的目的，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说法吗？的确，如果不能以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来表达，那么音乐——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——能满足什么目的呢？
如同我所说的，伯爵的教导绝不仅限于音乐科目。他教导我所有能教的，关于人生以及我所生活的世界：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地理、哲学和数学，他不仅教我音乐史，还教我人类历史。伯爵主张，要成为一个展全面的艺术家，必须对生活有全面的了解。他认为艺术和生活密切相关，这两者密不可分。他不仅具有罕见的天赋，还是个极有智慧的哲学家。
他让我定期参观普拉多美术馆[1]。在我去之前，他会对我说：“小卡萨尔斯，今天你该研究委拉斯开兹的一幅画。”或者也可能是穆立罗、提香或戈雅[2]的一幅画。在那座宏伟堂皇的建筑里，在那些长廊和大厅里，我会站在那些画作前，审视那位艺术家的技巧，思索他那幅作品的含意。我会自问：“他在说什么？他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？”然后我会针对那幅画写一篇文章交给伯爵，再一起讨论我所写的东西。
每周一次，他叫我去议会，去参议院或众议院，听政治领导人物和当天的讲者演说、辩论。然后我会就我所听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写一篇报告给他。
在我学习时，母亲也在学习。她不仅学外语，还研习其他课程。她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帮助我的课业，也是为了避免我们母子之间在教育上出现任何鸿沟。
伯爵用来教我的许多课本是他从前用来教导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书。在那些书的页缘，我常会看见国王做的记。伯爵常说：“我有两个儿子：阿方索和小卡萨尔斯。”我也开始称呼他为“爸爸”。
他对我满是体谅，满是温柔！住在马德里的初期，我尚未摆脱在巴塞罗那时折磨我的忧郁，午餐时，如果他看见我心事重重或是悲伤，就会说幽默的故事、诙谐的笑话来逗我开心，他明亮的眼睛闪闪光，往往能把我逗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