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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名头有地位的，如果说他不佳，第一反应——你是谁？第二个反应，这人牛了，我往哪里摆？
《周刊》：关键是这种权力思维不自觉，不自知。
陈丹青：没有别的话语，没有别的思维。
《周刊》：我们都在这个话语场里头，感觉不到。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说话。一旦放到另一个文化空间，差异立马就出来了。这也是文坛最大的问题。
陈丹青：文坛里还是有不少正派书生。但是大面积的集体人格，照八十年代的说法，就是被异化了，集体异化，长期异化。所以木心出现，反倒变成非我族类。
《周刊》：像这种不可对话，木心他自己有感觉么？
陈丹青：当然有，从来就有。他那副挽联：“此心有一”、“彼岸无双”，就是在看对岸这群人。
《周刊》：他说，“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评价过自己，有人说出来，有人熬住不说”。木心公正地评价过自己吗？
陈丹青：他介于“熬住不说”和“说出来”之间。他实在是长期默默无闻，一个艺术家的自我意识，憋不住的。他一定会说，问题只在怎么说，对谁说。上文学课那些年，他会顺口说到这类“私房话”。木心走了，我才公布文学课录。
《周刊》：他极为推崇陶渊明，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陶渊明。
陈丹青：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朴素大气的。他说到哈代，曹雪芹，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托尔斯泰，脸上佩服透顶。不少人讨厌木心，说他做作，小气，太精致，这是另一个话题，我不想在这里说。我的问题反过来：我们恐怕不知道，也不承认，我们的语境是一片泥浆，一片浑水，哪里懂什么叫“做作”？什么叫“小气”？
《周刊》：他隐居的态度跟陶渊明的影响有关系吗？
陈丹青：这是天性。换在一九四九年前，换在法国英国，他也会隐居。他是“老牌个人主义”，生来不喜欢“群众”，同时，非常害羞。但他和所有艺术家一样，渴望名满天下。他退避，隔绝，知道自己是天才，同时渴望被阅读，渴望光荣。
《周刊》：对于误解他是自知的？他还说过：一个人的知名度来自误解。
陈丹青：木心是个老作家，可是论表与传播纪录，他是个“雏”。他十三四岁开始写作，将近六十岁才看见自己的书印出来，知道他的书摆在台北书店里。他长期不能遭遇合适的、保有自尊的出版机缘，但他私下会把自己的诗和散文亲手做成书的模样，封面，衬里，扉页，都弄得很精致，很朴素。以后会放在纪念馆里，给大家看。
他的期待跟任何文学青年是一样的。可是作品表后，误解就来了——他以为这样清通明白的文字，大家会懂的，可当时中国台湾大部分读者的回馈，失之千里。他很苦恼。我知道这是刚表作品的人都会有的感觉，就跟他讲：“出名一定是被误解的，你还早呢！”他听了一激灵，若有所思地笑，回去后给我电话，说：“这倒是个说法。”他从此好像释然了。
后来他就把这意思写成一句话：知名度来自误解。
你们没见他刚表作品的兴奋，跟十八岁的韩寒蒋方舟一样。快六十岁的人，喜滋滋看自己印成铅字的版面，所有《华侨日报》《中国时报》的副刊，只要有他一个角落的文章，他就剪下来，用手艺粘贴成很好看的版式，拉我陪他去唐人街复印，分送给大家。我们一老一少坐在书店地上数那些复印件，数到一半他又调皮了，说：“古人的成语真好，‘坐地分赃’，一定要有‘坐地’两个字！”
据说张爱玲也一样，她不回应读者，但评论她的文章，都会读。
《周刊》：这对应了他另一句话——所有人类的文化都是自恋。
陈丹青：对啊。可爱的自恋。我们二十几岁就经历了这种虚荣，他到晚年才尝到一点点。他在书架上排满他的书，自己过瘾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喔哟！我的作品太少了！”说时满脸羞愧。他喜欢给人签书，谁拿着他的书请他签，他很享受。但他回国后根本不出席签售会。
你会在每件事上找到他的矛盾，但他展示矛盾，自贬自褒，自褒自贬，一路讲下来。他对所有作家，所有事，都是话说出去，又说回来，说回来，又说出去。
《周刊》：这就是我们对木心所有误解的来源，因为隔着。为什么说他是局外人？为什么说他跟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格格不入？从白话文的传统就能看出来。木心跟我们不在一个系统里。
陈丹青：对木心的大部分误解，是对我们自己不解。说他是“局外人”，等于说，你是局内人；说他“隔”——是的，太隔了——其实是我们与他隔。你谈任何一个中国大6作家，不难，那家伙就在我们当中，就是“我们”，很多概念可以分享，到木心那里，没了，我们的词语会失效。
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，就是讨厌他。
《周刊》：有人会拿鲁迅和木心做比。
陈丹青：论练达、老成、语感，是会想起鲁迅那代文气。但木心的命运和语境跟鲁迅截然相反。鲁迅跟时代的关系太清晰，一出道就赢得时代，后来他和时代闹别扭，也是那个时代的戏份之一。木心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六年前他在中国大6出书后，才和这个时代有了一丁点传播关系。他会关注读者的回应，但他置身事外。当时不少媒体、大学邀请他，他完全可以投稿，上电视，做讲演，至少跟大家见见面，但他不。他永远躲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