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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但很快，嘉靖专门下一道诏书解释：‘因为国政繁多，必需仰仗辅在京城总理，所以由次辅担任随扈总管。’这说法平息了一部分议论。但还是有很多人，坚持认为这是陛下和辅大人出现裂纹了……因为大明朝的驿传系统已经相当完备，不管圣驾移动到哪里，京城和地方的情况都能及时送抵驻跸，政令也能顺畅的传达到帝国的各个角落，所以他们认为，皇帝这样说，不过是给辅个面子而已，其真实目的欲盖弥彰，就是有意疏远徐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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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当然，比起哪位老随扈，哪位老留守来，还有更引人瞩目的事儿，那就是哪位王爷监国？因为监国向来是太子的权力，虽然皇帝短期内不可能立太子，但哪位王爷被指定监国，绝对可以说明其在皇帝心中，是第一位的。

  但嘉靖从不愿被轻易看透，他命裕王留守北京，但不给予监国的身份，又命景王随侍帝侧，使人们又一次无法分清，两位王爷究竟孰轻孰重。

  但无论如何，嘉靖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，大运河彻底畅通，圣驾终于自京师启行，由通州水路向南进……队伍浩浩荡荡、尾不见，其中锦衣卫扈行精壮旗校八千人，有六千人专管护卫嘉靖帝所坐的舆辇。有二千人专管摆执驾仪及承担各种巡察传令事项。把嘉靖帝紧紧地围在当中，真可谓万无一失！光为供应这支队伍的粮草和沿途修理桥道等，就支用了太仓银二十万两……这还是因为国库实在拿不出钱来，将护卫精简一半的结果。

  嘉靖有自知之明，虽然做着‘帝喾’的梦，却也知道自己这次出巡，很可能是最后一次，所以他没有选择二十年前的6路，而是走大运河南下。一来，他的身体已经经不起颠簸了，二来他也想看看传说中美好如天堂的江南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

  说起来也真可怜，身为帝国的拥有者，嘉靖一生只在安6和北京生活过，足迹也仅仅在这两地之间打了个来回，从未涉足过其它地方，所以皇帝这次出巡，铁了心的要多走走、多看看，把沿途的名胜古迹、山林景致，一处不漏地全玩个一遍。不然这皇帝当得真太亏了。

  这可苦了沿途的官员百姓，虽然知道皇帝走的是运河，可圣驾停在哪儿，歇在哪儿。谁也不知道，也打听不到准信儿，只好全都准备着，把芦棚扎好、酒食备好，为皇帝和随行大臣准备的歇脚的地方，也打扫的一尘不染，按说这也不是什么重活，不就是每天净水洒地、黄土铺街吗？大伙儿受点累也就干完了。

  可等一天皇帝不来，等两天又不来、等三天还不来，这损失可就大了……现在可是农忙时节，役夫们都是家里的壮劳力。整天待在县城里候着，把家里的农活全都耽误了；而且那么多的酒食每天都要换的，哪怕是富县都支撑不起；迎接圣驾的激动之情很快退却，大家就盼着皇帝赶紧来，赶紧滚蛋，最好路过不要停脚，大家好早日解脱。

  当然，那只是一般老百姓的想法，但对于沿途的官员和宗室王爷们来说，平生想见一次皇帝，比登天还难，想要求官办事儿，到北京送礼，甚至连各部尚书都见不找，现在皇帝带着朝廷大员们来到家门口，给他们一个尽地主之谊的机会，那真是再苦再累也甘之若饴，只求能让皇帝和诸位大人满意……为的是混个脸熟。

  不要以为只有官员才需要巴结上峰，那些宗室王爷们更需要，因为当他们的王位需要传承时，究竟降不降格、推不推恩，全凭北京一句话；哪怕是在位的王爷，封地大小、年俸多少也会出现变化，哪能不小心奉承着皇帝、大学士和有司官员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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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肩负供给北京城的大运河变成了御道，其它船只自然禁止通行，嘉靖又走走停停，让大明的漕运命脉，一下子滞塞起来，南方的粮食没法运到北京去，结果一头嗷嗷待哺、米价飞涨，一头看着装了船的大米日渐霉腐坏，都是一筹莫展。

  粮食不运不行，可谁也不敢催促皇帝，只好另寻他途，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了蓬勃展的海运；这时候大明朝已经开海数年，官府和海商们组建起了十几支、可以经受住风暴考验、远赴南洋的大船队，想要把粮食走水路运到天津卫。自然不在话下，将漕运改海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，但漕运牵扯的利益面太大，且正是与当权者的利益挂钩，所以一直未受批准。

  但嘉靖四十二年这次南巡，却让海运成了唯一的选择，于是权力者做出了妥协，命漕粮暂由海路运，待大运河畅通后，再改回漕运……

  这些台面下的权力斗争，向来不影响台面上的风风光光，皇帝所到之处，大小官员迎接不暇，亲王宗藩出城候驾，跪迎道旁……嘉靖这次出来，本就有散散心、解解闷的想法，现在这么多人奉承他，伺候他，所到之处排场阔绰的难以形容，又能饱览瑰丽的山河，自然心情舒畅，完全感觉不到旅途的疲劳。

  在这一片巴结奉承的主旋律中，却也有那不和谐的音符……话说到了四月里，南巡的队伍才进了南直隶，结束了与当地官员的应酬，袁炜提前回到船上，安排接下来几天的行程，他看着悬挂在舱壁上的巨幅地图，缓缓吩咐左右道：“今晚连夜行船，如果皇上不下令停船，就一直南下，后日在淮安府驻跸。”每次停船靠岸，对他都意味着事无巨细的繁冗工作，已经让原本就不胖的袁炜，愈消瘦下来，所以他在职权范围内，加快了队伍的行进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