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5章 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（第1页）

研讨会一开就是十天。

每天不变的主题，就是学术报告。

而且，都是在同一个会议上，也没有什么分会场。

实际上，也没必要。

与会人员，就六十多个，也不算太多，言者在主席台上讲，大家在下面听，还要设置分会场，那就没多少人了。

没有ppt时代的学术报告，谁做报告都需要大量书写，又因为是古文字的研究，还需要准备文字拓片，也算是图文并茂，这也造成一个结果，就是每一个学者花费的时间都比较长，再加上提问讨论环节，分摊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间就更长了。

也造成一天的时间，做报告的学者，并没有多少人，难怪整个研讨会安排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。

与会三巨头，于省吾、张政烺、胡厚宣三位先生，他们的报告都放在第一天。

跟于张两位先生一样，胡厚宣先生也是考释文字，不过并非考释铜器铭文，而是做甲骨文单字考释。

因为跟自己的研究方向偏离太多，苏亦听的一知半解，暂缺不表。

实际上，甲骨文单字考释的学者，也不只有胡老，裘锡圭先生也写了一篇《说“弜”》。

裘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切入主题的。

「甲骨卜辞里常见“弜”字，前人不得其解。194o年张宗骞表《卜辞弜弗通用考》（《燕京学报》28期），指出卜辞“弜”字多用否定词。这是很重要的现。但是他因“弜”、“弗”音近就断定二字通用，事实上这两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。“弗”与“不”相近，“弜”则与“勿”相近。陈梦家在《殷墟卜辞综述》里曾指出“弜弗通用”有问题，不过他认为“弜”在卜辞的否定词里应该“属于‘不’‘弗’一组”（128页），仍然与事实不符。」

这段话，就相当于摘要。

先指出前人的考释成果，再列出自己的考释结论。

此外，李家浩的文章《释“弁”》也是甲骨文考释。

李家浩是裘锡圭先生的研究生，因此，治学方法也跟裘先生一脉相承了。

不过后来，裘先生出走的北大到复旦的时候，李家浩并没有跟随过去。

后世，裘先生出走北大，这事在学界也挺轰动的，有人说，裘先生几乎一个人就带走北大整个古文字专业。

要不是李家浩还留在北大，估计一网打尽了。

苏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他跟裘先生合作的《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》，因此，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。

现在，两人都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，关系也逐渐熟络，之前还互相讨论各自的文章，因此苏亦比在场的众人还提前知道他的文章内容。

李家浩是小辈。

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。

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，不是很感兴趣。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，他就是半桶水，对上李家浩，他也只有听的份。

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，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，因此，他的文章《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“者”字》也是专攻这个方向。

除了玺印、陶文，楚简、楚帛书、汉竹简、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，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。

后来，朱德熙、裘锡圭、李家浩还合着《望山一、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》，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。

相比较中文系，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，也不对，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，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《侯马载书盟主考》。

先不说别的，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，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。

一般来说，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“侯马盟书”来形容。

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，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，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，给郭沫若先生鉴定。隔年，郭沫若就写《侯马盟书试探》一文。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。

在郭沫若先生之前，是没有这个称呼的。

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，也是《侯马东周遗址现晋国朱书文字》这个标题。跟郭老的《侯马盟书试探》同时刊在当月的《文物》。

《文物》月刊出消息之后，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。

他1966年《考古》5期表了《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》，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。

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，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。

因此，他在72年他在《文物》上写了一篇文章《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》，也没有用“侯马盟书”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“载书”。

这篇文章，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