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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跃进那一段时间走火入魔了，谁都敢惹，害得我被黑社会威胁，枪顶在头上，朝不保夕，提心吊胆，日子没法过。”甘甜经过精心打扮，时尚又年轻，和田甜在一起更如一对姐妹花。她在侯国龙面前有些拘束，委婉地解释当年离婚的原因。
李永梅道：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，江州社会治安最乱，街上时常有小流氓提刀砍人，时不时还能听到枪声，也就是这几年才明显好起来。丁丽出事后，我和国龙都被吓惨了，所以才到阳州展。”
几个长辈回忆起往事，很是唏嘘。谈完往事，话题转到了婚事，双方家长同意在明天领结婚证。李永梅提出在省城重买一幢别墅作为房。侯大利怕麻烦，道：“我和田甜都在江州，没有必要到省城重买别墅。”李永梅斥道：“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”
侯大利一脸糗样地溜到隔壁房间抽烟。
田甜跟了过来，笑道：“我能猜到你小时候的模样，经常调皮，然后被你妈扭耳朵。”
侯大利道：“你也应该差不多。”
田甜脸色黯淡，道：“我也想被妈妈随意训斥，这是福气。可惜，那时爸爸和妈妈离了婚，妈妈每次来看我，别说训斥，甚至还要讨好我。”
双方父母见面之后，田跃进和甘甜离开。
田甜接到单位电话，急匆匆去了打拐专案组。
侯国龙坐在江州大饭店顶层，与夏晓宇谈了一件急事，然后给儿子打电话，道：“我的事情办完了，你过来吧，我想和你聊一聊。”
放下电话，侯国龙走到窗边，俯瞰日月异的城市，心中突然涌起万千感慨。1992年，他还是世安厂供销科副科长，后来辞职从商，创办了国龙厂。二十年不到，他成为山南省著名企业家，国龙集团成为全省的金字招牌。现在最让他烦恼的就是这个犟拐拐儿子，明明家里有座金山，却偏偏要做最危险的事情。更让人烦恼的是儿媳妇也是一线侦查员，这对家庭极为不利。他知道木已成舟，所以没有反对儿子和田甜的婚事。但是，他对田甜的职业并不满意。
侯大利来到江州大饭店时，侯国龙与夏晓宇正站在窗边闲聊。见到侯大利进屋，夏晓宇起身，道：“老大，我先回去。你们爷儿俩慢慢聊，结婚总是好事。”他拍了拍侯大利肩膀，道：“和爸爸好好聊一聊。”
宽大的房间内没有外人，侯国龙脸上的笑容不知不觉消失了，道：“领了证，准不准备办酒？”
侯大利道：“我不想办。”
侯国龙觉得自己太严肃，挤了点笑容，又问：“那个凶手最后交代没有？”
侯大利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王永强承认了好几起杀人案，唯独不承认杀害了杨帆，我们没有足够证据，这事有点麻烦。”
侯国龙道：“这样啊，那杨帆案算不算破了？”
侯大利尽量平静地道：“理论上没有破。但是，我认为就是王永强，不可能再有其他凶手了。”
侯国龙看了看表，道：“我等会儿召集江州分公司高管开会，趁现在有点时间，你带我去江州陵园看一看杨帆。她以前一直叫我干爸，我早就应该去看她。另外，你安排个时间，带田甜回家。在江州不办酒，我还得把亲戚朋友请到阳州喝顿喜酒。”
这是两个让侯大利感到意外的要求。
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顶楼房间大门。侯大利跟在父亲身后，现一向健壮的父亲居然微微有些佝偻，身形不再挺拔，略显臃肿。看到父亲的背影，他不由得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散文。
屋外，秘书迎过来，侯国龙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今天你们都别跟着，我和大利一起出去。”
越野车来到城郊，从主公路进入盘山道，几分钟后，停在了江州陵园停车场。
由于杨帆安葬于此，侯大利每次来到江州陵园，都会感受到空气中浓浓的离愁别绪。离愁别绪并非简单的暂时分离，而是永远的阴阳相隔。无论活着的人是幸福还是痛苦，是高兴还是悲伤，逝去的人再也不能感受。
侯国龙沿着石梯往上走了几步，便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。他停在墓碑前，对儿子道：“这是老厂长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在世安厂，就是老厂长力排众议，提拔我当供销科副科长。我在1992年辞职的时候，他还到家里来过一趟，非常生气，把我骂了一顿。生气归生气，老厂长还是肯帮忙，给我介绍了许多关系，创业初期，这些关系起了大作用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要下山去给老厂长买点香烛。不用你去买，我自己去买，心才诚。”
侯国龙走下石梯，给老厂长买了些香烛和纸钱。上山之时，侯大利稍稍落后一步，再次观察父亲的后背。父亲在车间劳动过，曾经相当强壮，如今肌肉缩减，肥肉增加，后背开始佝偻。一个人不管多么强悍，仍然敌不过时间，在时间面前，所谓强悍不过就是一个笑话。
侯国龙在老厂长墓碑前点了烛，双手举香，念念有词。
一直以来，侯大利总觉得父亲高高在上、颐指气使，很难真正亲近。今天父亲站在老厂长坟前，似乎又成为世安厂供销科副科长。
给老厂长上香以后，侯国龙没有立刻跟随侯大利前往杨帆墓。他沿墓间小道行走在一座座坟前，不时停下来给儿子讲墓里人是谁。
“这是江州市‘革委会’的主任，当年造反派的头头，风云人物。我记得在一次世安厂集会时，他站在主席台上抬手高呼，一呼百应，把一位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南下干部当场打折了腰。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，手里沾了血债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